2017年10月初，淮北一所县医院的病房里传出断断续续的咳声。医生刚走，躺在病床上的张道干却挣扎着要坐起来——他得把那枚磨得发亮的党徽别好，再躺下去才放心。护士不解，他轻声说：“老规矩，在身上。”这一幕，正是老人70年执念的缩影。
张道干出生于1923年，江苏泗洪杜墩村。祖辈做银匠，家底曾殷实，等传到他时却早已衰落。抗战爆发后，村子成了日伪往来要道，百姓生死全凭一口气。1942年秋，洪泽湖畔的庄稼还未收完，一名外地口音的青年马振藻悄然进村。他组建地下交通线，需要可靠向导。张道干亲眼看过日伪“拉夫”活埋同乡，对侵略者恨入骨髓，便主动请缨。自此，夜色中一只黑狗、一支短号就成了他通风报信的暗号，“三声号、一声狗叫”在稻田间循环，屡屡让情报小组化险为夷。
那年冬天，马振藻把他领到油灯下，只说一句：“跟我们干，要掉脑袋，想好了。”张道干点头。同席的见证人只有马振藻的妻子杨美田。入党仪式极简，宣誓完后，马振藻取出三块银元交给张家，理由是“组织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，又令张道干负责隐藏。老人后来回忆：“那是我收到的第一笔，也是唯一一笔‘经费’。”
1943年底至1944年春，新四军在淮北多次与日军周旋。朱家岗阻击战最凶险，26团不足500人死守阵地20余天。外围武工队的张道干拦截日军补给，连夜破路、锯电杆，把敌人拖在泥泞里。战后清点，他主动带人掩埋遗骸。村民愤怒，劝他丢进荒沟算了。他只回一句：“埋了，省得他们回魂作祟。”平静，却让人噤声。
抗战末期，部队频繁转移。1945年初一次夜战混乱，负责保管名册的韩忠泰被俘前烧毁全部档案。张道干随散兵跳入运河，等再次编队时，他的党员身份已无凭据。指导员劝他重新填写表格，他倔得像石头：“没犯错，重来干什么？”一句话堵住众人。
解放战争打到淮海，他仍以普通战士身份冲在最前。蚌埠郊外，他端着步枪拦下一辆意图逃跑的国军马车，结果因“无正式编号”不能记功。别人劝他看开点，他摆手：“枪响的时候，不论编号。”
1950年复员后，张道干挑着行李回到杜墩。家乡缺劳力，他主动领了粮食保管员的差事。那是人人眼红的“肥缺”，可无论干部还是亲戚，只要想多领半升米，他一句“先批条子”挡回去。公社书记打趣：“老杠头比仓门铁锁还硬。”他却睡门板，枕头下压着一只布包——三块银元始终没动。
进入70年代，村口泥路通了长途汽车，他隔三差五拎干粮跑县城，逢人便问“马振藻在不在”。可名字早被侄儿误写成“马振早”，线索一次次断裂。旁人讥笑“找组织想评烈属吧”，他也不解释。1998年那场大病，医院下病危通知，他还拽着侄儿袖口嘱咐：“人要是没了，银元交给党。”
2000年后，本地研究会整理新四军口述史，才发现“马振藻”其人确在档案中。进一步核实得知，他早于1991年病逝，遗孀杨美田居住河南。多方奔走下，2015年夏，央视《等着我》栏目联系到杨美田。节目录制当天，两位白发老人隔着舞台灯光相认。短促对话不过十几字，却让在场志愿者红了眼。
节目结束后，杨美田拄杖赴泗洪，再写一纸证明：“1942年冬，张道干在我家参加地下组织会议，多次放哨通风。”措辞极简，却足以佐证。地方组织部门调阅残存档案，结合口供、战斗记录，确认张道干党籍。恢复党龄的通知下达时，他端坐老屋，先敬军礼，再低头抚那只小红本。邻居见状，才明白老人多年固执的原因。
三块银元被洁净擦拭，随后捐给县博物馆。张道干说得轻：“它们终于回了家。”2017年9月，他把积攒多年的9400元交作特殊党费，只留下一句“别添麻烦”。10月2日凌晨，病房灯暗，他合眼前示意侄孙将马振藻的黑白照片放在枕边。心电监护曲线平稳归零，守夜护士听到他似乎在梦里轻唤：“报告，已到队伍！”
张道干一生没拿过一次“三等功”，也从未戴过闪亮肩章。可那枚党徽、那三块银元以及70年奔波，早把“普通”二字雕刻成另一种高度。岁月静默，人已离去，床底那道曾经偷偷挖开的土坑，如今被细心填平，砖面洁白。新的主人或许不会知道，那里曾埋着一段别人拼命想要、他却守得更紧的信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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